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实施工作，在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之际，现发布六件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集中展示海事审判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独特作用与专业担当，充分发挥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案普法的示范引导作用，加大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力度，促进和深化生态环境法典的全面准确贯彻实施。
本次发布的案例涵盖船舶污染、陆源污染、海洋自然保护区开发管控、专属经济区珍稀水生生物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等重点领域，呈现出以下鲜明特点：
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联动性。针对海事审判实践中常见的跨介质、跨区域的复杂生态损害，人民法院实行因果关系一体化认定、侵权责任一体化承担以及全域同步修复，切实将“陆海统筹、系统治理”的原则要求转化为司法实践。案例一是国内首例船舶污染海洋和大气复合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厦门海事法院针对“天某1”轮码头作业时泄漏碳九（注：含9个碳原子的芳烃混合物）引发的“海洋+大气”多重污染，首次在司法裁判中确认大气环境损害、海洋环境容耗损失及海洋生态系统恢复期内的服务功能损失均属于损失赔偿范围，实现保护范围全覆盖。案例三系近岸储油罐泄漏引发污染物入海生态损害，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提起公益诉讼，大连海事法院依法判令对陆源污染物经地表径流入海造成的“土壤—滩涂—近海”多层级损害实行全域同步修复，落实“损害担责”原则，做到“谁污染、谁担责、谁修复”，形成从陆域到海洋“污染源头管控、损害全面赔偿、修复及时跟进”的全链条司法治理模式。
针对海洋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将“预防为主、生态优先”原则转化为阻断生态风险的刚性约束，从源头遏制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在案例二海龟自然保护区合同效力纠纷案中，广州海事法院依法审查涉海开发合同效力，认定未履行环评及保护区审批手续的协议无效，这一裁判不仅清拆了长期占用保护区滩涂的大型水泥构筑物，更向社会传递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逾越的明确信号。红珊瑚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宁波海事法院在案例六中依法对我国专属经济区内非法采捕红珊瑚的犯罪行为行使管辖权，对19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严厉打击危害海洋生物多样性犯罪，也体现了人民法院坚定维护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主权权利的司法立场。
生态环境法典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的多元共治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人民法院积极融入这一治理体系，探索诉前磋商、司法确认、替代性修复等低成本、高效率的解纷方式，推动海洋生态资源价值的实现。在案例四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执行案中，广州海事法院面对被告无可供执行财产的困境，探索府院共护生态环境的区域联动机制，允许具有河道疏浚资质的企业以“异地修复”方式代偿赔偿责任。在案例五生态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中，南京海事法院依法确认行政机关与赔偿义务人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效力，并支持以“滨海盐沼蓝碳交易”替代传统现金赔付，将海洋生态资源价值市场化，为生态环境法典“绿色低碳发展编”的落地提供了生动司法实践样本。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准确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持续提升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质效，以更高水平海事审判捍卫蓝色国土、守护蓝色家园，筑牢海洋生态环境安全屏障。
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案例一：“天某1”轮码头作业油类泄漏损害赔偿案
案例二：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洋开发利用纠纷案
案例三：某生态环境分局与王某陆源污染生态损害赔偿案
案例四：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与靖某公司、基某公司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强制执行案
案例五：某农业农村局与王某某生态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
案例六：叶某某等十九人非法采捕红珊瑚危害濒危野生动物案
“天某1”轮码头作业油类泄漏损害赔偿案
2018年11月某日凌晨，化学品船“天某1”轮靠泊福建某石化公司码头，将非持久性油类裂解碳九从该石化公司岸上储罐通过输油软管过驳装入船舱。作业过程中，因船岸双方违规操作，输油软管被拉裂，约69.1吨碳九泄漏入海。某石化公司与“天某1”轮光船承租人统一口径，称仅泄漏6.91吨碳九，延误了应急处置时机，污染最终扩散至13平方公里海域，并同步产生挥发性有机物致大气污染。事故造成海洋养殖资源灭失、底栖生境破坏、海洋环境容量损耗及大气功能受损等多重损失。某市生态环境局诉请判令某石化公司和船方（“天某1”轮所有人、光船承租人、管理人等）连带赔偿应急处置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海洋环境容量损失、大气环境损失及调查评估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900余万元。诉讼中，船方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某市生态环境局主张船岸双方串通谎报泄漏量及事故原因致处置延误、损失扩大，船方不得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厦门海事法院审理认为，碳九泄漏发生于船岸共同过驳作业过程中，某石化公司与“天某1”轮所有人、光船承租人属于共同污染者，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船舶管理人未尽安全管理义务承担相应按份责任。受污染的环境虽已自然恢复，但恢复期间仍存在服务功能损失（包括海洋环境容量损失），应予赔偿。针对谎报所致扩大损失，参与谎报的光船承租人丧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船舶所有人无故意或轻率行为，仍可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据此，判决“天某1”轮所有人、光船承租人、某石化公司连带赔偿某市生态环境局1000余万元；“天某1”轮管理人承担15%赔偿责任；“天某1”轮所有人享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光船承租人对损失扩大部分不享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天某1”轮所有人、光船承租人、管理人等船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船方以原判决错误适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规则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船方负有及时向主管部门如实报告事故情况的法定义务，如实报告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是事故得到有效、及时处置的必要条件。本案船岸两方统一口径，瞒报事故情况，如对由此扩大的损失也限制赔偿责任，既不符合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立法目的，也不利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还将产生不良社会导向。据此，裁定驳回船方的再审申请。
本案是国内首例船舶污染海洋与大气复合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本案裁判全方位践行了以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司法理念。一是保护范围“全覆盖”，首次在司法裁判中确认船舶污染物造成的大气环境损害、海洋环境容量损失以及生态系统“恢复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均属于可索赔范围。二是追责主体“全贯通”。法院认定船岸双方属于“共同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判令船舶管理人按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三是责任认定“全穿透”，根据过错细分直接损失、扩大损失，差异化适用责任限制制度，精准惩戒。本案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者责任的科学界定，为类案审理和海洋生态环境执法提供了有益借鉴，展现出人民法院对海洋环境、大气环境、海洋生物多样性进行司法保护的专业化、现代化水平。
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洋开发利用纠纷案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保护区管理局）与广州驭某工程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在海龟核心产卵生境范围内建设海上观测实验室、人工鱼礁、水下廊道等海洋工程。案涉项目未开展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未依法报批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亦未申领海域使用权证书即启动施工。后期因工程款、工程质量争议全面停工，遗留大型水泥构筑物长期占用保护区滩涂。保护区管理局诉请判令解除协议、清拆构筑物并赔偿场地占用损失；驭某工程公司另案诉请判令保护区管理局赔偿损失900余万元。两案合并审理。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该自然保护区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海龟核心产卵敏感区，属于法定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区域。案涉海洋工程未履行环评、保护区专项审批、海域使用许可全部强制性法定程序，协议内容损害海洋生物多样性公共利益，依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合同无效。保护区管理局负有日常监管法定职责，明知手续缺失仍提供施工场地，双方均存在过错，对各自损失自行承担，互不支持对方索赔请求。
保护区管理局不服一审判决，以投资合作协议有效为由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涉纠纷由海洋自然保护区开展工程建设引发，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主动审查并认定未经环境影响评价且未取得海域使用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议无效。明确无环评、无海域使用许可、无保护区审批的开发项目不受民事法律保护，从源头遏制滨海珍稀生态环境无序开发，有效维护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秩序，对全面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整体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某生态环境分局与王某陆源污染生态损害赔偿案
2021年6月，王某购置的近岸储油罐破裂导致重油泄漏，污染周边道路、绿地，并随雨水流入附近海域，造成土壤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事故发生后，政府部门组织实施清污、危险废弃物处置、路面修复、苗木移植及恢复等应急措施，并委托开展鉴定评估及工程造价审核。某生态环境分局与王某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双方对污染事实予以确认，对赔偿金额未达成一致。某生态环境分局遂于2024年8月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王某和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某港口服务公司连带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赔偿清污费等费用387万余元及利息、诉讼费、律师费等。